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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动荡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

2019/8/14 4:28:37

香港社会动荡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

2015年6月20日,笔者再次来到香港。与第一次“占中”期间来时阴霾的天气不同,当天空气清新,阳光和煦。除了立法会门口的一些没来得及清除的帐篷和抗议口号外,已经看不出这里与平常有啥异样。

 

但是,就在到达的前天,立法会的建制和泛民议员展开了一场2017年政改方案大决战。通不过在意料之中,但投票过程中建制派的集体退场则是让大家跌破眼镜。于是,就有了在那天的《明报》头版,建制派两位议员哭着面对媒体的镜头。

 

2014年的香港“占中”结束后,整个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善于搞事的人进一步摸清了政府的底线,借题发挥的本领也更强了。当时许多报纸社评表示,还有更大的乱象在后头,但是问题是,谁也没想到搞事者会在大年初一夜突然来次街头暴乱,这是激进势力的垂死挣扎,还是未来香港矛盾爆发的常态化?

 

一切矛盾都是时间堆积的结果。


大国夹缝中的东方之珠


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香港问题从来就不是香港本身的问题。无论在港英政府时期、日据时期、还是1997回归后,香港从来都是在东西方大国博弈中一路走来的。

 

1842年后,英殖民者对香港并非采取强殖民化手段,更多是一种放任自流、统而不治的态度。这种发展空间,在冷战格局中更为凸显。香港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也扮演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碰撞前沿阵地的角色。


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港英政府建起了一套西方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通过各种手段让更多本地华人参政议政,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将之概括为“行政吸纳政治”。这套手段有效整合与稳定了香港社会。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内地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也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而在这之前,中央对港政策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想稳定香港的发展势头,保持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但上世纪80年代后,英国当年99年的租期,眼看没剩多少年了。于是中英两国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老牌帝国的搅局


按照理想的情形,1984年到1997年回归前这段时间,应该是制定通过《基本法》,并完成政权的平稳过渡和交接。但1990年《基本法》通过前后,全球政经生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伦敦发现,这是个可以推动香港政改的好机会。


末代总督彭定康1992年就任之后,开始充分发挥大英帝国在退出殖民地前搅局的本事,推出激进政改方案,使得香港政治传统的行政主导体系变为立法会主导,并大力培植香港的泛民主派。这一系列动作严重背离了《基本法》精神,使得在回归前又制造了一次从上到下政治共识的破裂。


这样一套破坏过渡时期的政治布局,或许是造成今天香港与内地矛盾激化的最重要原因。

 

矛盾的多重变奏

高效运作的公共交通系统是香港在城市运营和管理方面的突出成就之一,但同时又是香港社会拥挤、多元的表象之一。  新华社 发


除了深层的历史原因之外,香港社会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矛盾丛生,还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


首先就是香港政治架构的先天不足,集中表现在特区政府与立法会间的扯皮。香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是立法会中的泛民阵营。1997年回归后,亲建制派力量逐步上升超过泛民,形成了现在立法会议员建制43比泛民27的格局。虽然比例上前者占优,但因为政府想实行重大法案、政策,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议员通过,所以至少还要争取四名泛民议员通过。

 

但泛民阵营往往很团结,如果建制派还有人倒戈,则更雪上加霜。去年的政改方案流产即是典型案例。当下,特区政府与立法会在高铁建设、机场第三跑道、新界土地开发等具体问题上又进行着冗长的拉锯战。


其次,香港这个开放、多元而又拥挤的社会中,社会团体间彼此对立愈来愈突出,再借助香港特有的城市地理环境,非常容易形成规模化的街头抗争、游行示威。新年的“旺角黑夜”则更上升到组织化的打砸烧暴乱犯罪。有报告称,香港已成为世界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第三,曾有分析人士认为,香港真正的统治者其实不在政府总部里,而是中环和金钟摩天大楼里的那些大资本家。

 

地产和金融大资本联手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打造了世界上罕见的摩天森林,也打造了罕见的超级地租。香港社会在逐渐固化,广大民众感觉整个香港的走势并非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而是一小部分人在操纵。由是,香港的反权贵的民粹主义倾向也愈演愈烈,并为各种激进势力所运用和宣传。


还有一点,这几年香港政争不断,梁振英与政府高官把太多的精力浪费在处理这些政治矛盾上,而在经济和民生上则力所不逮:没能征地盖楼,没能搞定反对派,没能搞活经济,也没能搞好民生。某些香港报纸社论几乎天天骂“港府无能”,但是港府怎样变得有能呢?都不太清楚。

 

如果还有原因的话,那就是内地开放香港自由行,香港因此变得更拥挤更容易产生摩擦。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经过媒体报道宣传,几乎都能上升到内地与香港矛盾。这些矛盾摩擦或许是媒体的盛宴,却让许多当事人心生愤怒与不满。


香港未来怎么办?


过去香港的崛起是风云际会促成,如今香港优势不再,也是历史大势所趋。


笔者曾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强世功教授,他认为,就香港而言,不仅要注重传统的政权安全,而且包括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并要将香港纳入维护国家安全的“命运共同体”之中。

 

而在中央政策之外,香港本身也需要调整发展思路。香港过去的崛起是凭借制造业繁荣,但后来却陷入了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的通病。在长远的未来,香港能否改变目前这种地产金融垄断的不合理经济社会结构,强化产业的多元化,培育一批又能带动就业又能产生实在价值的产业,在经济表面繁荣之下真正谋大多数的福祉,也是未知数。


因为,不触动目前僵化扯皮的议事规则,许多有利于香港民生的事都只能排队等待。而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能一定程度打破藩篱的就是今年立法会选举,看看市民能否通过选票来重新洗牌目前的立法会了。

 

当然,作为香港未来的中坚力量,现在这些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也决定了香港未来的面貌。

 

1991年,即《基本法》颁布次年,台湾音乐大佬罗大佑写了首歌《皇后大道东》,里面有句歌词“要做大国公民只需身有钱”。现在看来,仅仅有钱还不够,香港社会大众还需要一颗把自己真正当成中国人的情怀。总之,“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